《中国文化报》2022年4月26日 第8版

书籍是人类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文化传承数千年而不断，古籍文献的保存延续是重要原因之一。中国是世界上保存古籍文献最为丰富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存古籍总量达5000余万册（件），共计20余万种，这些古籍门类繁多、包罗万象，囊括了自先秦至清代中华民族所创造的辉煌文明，是极其重要的文化遗产。但在这浩繁备至的背后有多少艰难保护历程？中国古籍流传的历史就是历代先贤以百折不挠的意志使中华文明得以传承不断的真实见证。

巍巍邺架述传承：

中国古代书籍保护举略

纵观历史，历代先贤为保藏古籍可谓煞费苦心，“收藏之量愈富，措理之术愈精”。先贤或建造专门建筑保藏图籍，或对所收古籍进行精心编目装点以便观赏查阅。与之相关的事例比比皆是，限于篇幅，此处仅两汉、隋唐间举数例以示之。

西汉伊始，萧何在规划建设长安城时便专门兴建储存图籍的阁楼，为防火灾，还在其周围“砻石为渠”，并命名为“石渠阁”。在石渠阁之旁又兴建与之相对的天禄阁，整个西汉时期，石渠阁和天禄阁都是作为收藏图书典籍和交流讨论经典之重要所在。在藏书楼旁建水渠或水池以防火的做法也为后世公私藏书者所效仿。清代乾隆皇帝更是将自己所藏图籍的著录直接命名为“石渠宝笈”“天禄琳琅”。

至东汉，洛阳城南宫中的东观成为收藏典籍及撰修史书的重要处所，据汉人所记，其建筑“上承重阁，下属周廊。前望云台，后匝德阳”，其结构“房闼内布，疏绮内陈，升降三除，贯启七门”，其中收藏“道无隐而不显，书无阙而不陈”，可见东观之规模。优越的保藏条件和丰富的藏书还曾引得皇帝亲自前来阅视典籍和选拔人才，《后汉书》记载，永元十三年（101年），汉和帝刘肇还驾幸东观，“览书林，阅篇籍，博选艺术之士，以充其官。”

隋代平陈后，收得陈朝藏书，在检视过程中发现其书籍纸墨不精，质量拙恶，于是将原书作为古籍收藏，又召能书善写之士，补残续缺。为防丢失，分为正、副两本收藏。隋炀帝更加注重藏书保护，其下令将所有书籍精心分类装饰，上品装以红瑙璃轴，中品装以绀瑙璃轴，下品装以漆木轴（隋唐及以前书籍皆为卷轴装）。又将书籍分为甲、乙、丙、丁4类，在东都洛阳观文殿东西建屋分别予以收藏，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观文殿后又建东、西两台收藏古书画，东为妙楷台藏书法，西为宝迹台藏绘画。

唐玄宗时，将国家所藏之书分为经、史、子、集四库，按照甲、乙、丙、丁排列次序，抄写有正、副二本，分藏于长安、洛阳，并各设管理员（时名知书官）8名。每卷书的书轴都带不同颜色的标签以区分，“经库皆钿白牙轴，黄缥带，红牙签，史书库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皆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皆绿牙轴，朱带，白牙签，以分别之。”书成之后，令百官入东都乾元殿观赏，众人“无不骇其广”。《大唐新语》记载，开元二十三年（735年），侍中裴耀卿入库观书，曰：“圣上好文，书籍之盛事，自古未有。朝宰允使，学徒云集，观象设教，尽于此矣。”四库名称及分类也为清乾隆修《四库全书》时所直接沿用。除官方藏书外，私人藏书在唐代也异军突起，保护方法也因人而异、花样百出。唐代名臣李泌（世称李邺侯）雅好藏书，在家中建书楼，积书3万余卷，经、史、子、集四类书分别以红、绿、青、白牙签以区别。韩愈曾有诗赞曰：“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唐宪宗时宰相柳公绰（柳公权之兄）家中尤富藏书，且每种书都置3本，质量上乘、装帧华丽者用于镇库观赏，质量装帧稍次者用作自己日常阅览，质量装帧平常者用于家中子弟日常学习，并将3本书都制作了专门的橱格以区分。以上种种，皆见于中华民族盛世时期的唐代对于图书典籍保藏之盛之精，足为后世所深思借鉴。

历尽劫波有遗篇：

中国古代国家藏书的流传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文化传承的责任和意识。正是因为意识到图书典籍自身所具有的非凡价值，历代对图书典籍异乎寻常地重视，尤其是国家层面的藏书更是古籍保护传承的重点。今人考证古籍在历代的聚集散佚情况，就是根据文献记载的国家藏书数量而比较的。

由于历史原因，秦代及以前国家藏书的具体状况已不可确考，但藏书作为一种政府行为自夏代即有之，商周承继。刘邦占领咸阳后，诸将皆争分金帛财物，唯有萧何收集秦王朝所留下的图书。汉朝建立之初，依靠萧何所取图籍，对天下要塞、地理、户籍等基本信息才得以初步了解。至汉武帝时，“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西汉末年，经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国家藏书达33090卷。

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刘秀迁都洛阳时，用于运载图书典籍的车达2000余辆。此后不断丰富完善，在最盛时达到光武帝时聚书数量的3倍，虽具体卷数失载，如若以车载而计算，应达6000余辆，足见当时国家藏书之盛。东汉末年，董卓移京，司徒王允装载图书西迁长安，由于道路艰远，途中不断散失，运抵的仅有一半。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年），地方军阀

、郭汜与董承、杨奉为争夺皇帝而交兵，大战之后，“御物符策典籍，略无所遗。”曹魏代汉，“采缀遗亡”，得书合29945卷。西晋永嘉之乱后，图籍大多荡然无存，时至东晋时仅存3014卷。其后刘宋建立，不断访求，至宋元徽元年，存书增至15704卷。梁武帝大兴文教，时称“四境之内，家有文史”，存书23106卷（尚不含佛家经典），然而好景不长，梁末侯景之乱，兵火中不仅满城百姓遭难，“城中积尸，臭气闻十余里”，图书典籍也被焚毁殆尽，“秘省典籍，尽从兵火”。

隋代统一后，为彰显文化，文帝不断致力于访书聚书，据文献记载，隋代藏书多达37万卷。唐朝建立后，从洛阳运载隋代遗书自水路西至长安，半途中碰到河底石柱，书籍“多被漂没”（《隋书·经籍志》），十不存一二。以残存图书为基础，唐高祖又于天下费心搜罗，才得89666卷，而且还“重复相糅”。此后经130余年不断征集收藏，至唐玄宗时达到最盛，开元时曾将所藏图书分为四部并编四部书目保存，合计125960卷。惜好景不长，天宝十三年（754年），安史之乱爆发，“兵火交焚，两都灰烬无存”（柳宗元语），百余年辛苦积累收藏至此全部被烧毁。安史之乱后，又经过110余年的征集聚拢，至唐僖宗时已达7万余卷。唐末数次大乱，先前辛苦大都化为乌有。至后梁建立时，接收唐朝所遗图书竟不足1万卷。纵观中国古代书籍之保藏，隋唐最富，而损毁亦称最巨。今天人们所能看到且真伪无误的唐代以前所遗留图书典籍内容，竟不足1%。即使如此，就10世纪以前的典籍保留状况来看，中国在世界上仍然是遗存最多的。

北宋时期，雕版印刷术开始流行，书籍由过去的写本变为刻本，宋人所持图书大多为刷印而成。这使得图书制作效率较之前代大大提高，同一种书籍副本增多，使得文化知识的广泛流传成为可能。然而，由于唐代在战乱中损毁书籍过多，使得整个宋代的藏书总量始终未超越唐代，足见亡佚之程度。北宋建立初期，三馆藏书仅1.2万卷，皆是顺承五代旧藏及平定地方所得。经数代努力，至庆历初年（1041年），仁宗皇帝以为搜罗广博，仿照唐代开元四部书目编写了一部崇文总目，仅得30669卷，尚不足唐代最盛时的1/4。此后至徽宗时，虽大加访求，其总数不过如此。靖康之变，金人掠夺图籍北上，“秘阁图书，狼藉泥中”，损失甚巨。高宗南渡后，偏安一隅的宋王朝仍然在江南不懈访求图书，竟然聚书44486卷，总量较之北宋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究其原因，缘于雕版印刷技术在宋代的流行，图书在两宋交替之际虽有损毁，但大量印刷副本的存在使得在战乱后重新聚集成为可能。至宁宗时，南宋国家藏书达到119972卷（《宋史·艺文志》）。元灭宋后，将宋朝藏书由临安解运至大都，整个元代国家机构藏书数量至今未发现相关记载。但从元世祖时设置兴文署及不断搜求江南书版来看，其藏书定不在少数。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政府聚书不断，但书籍也在历史流转中不断亡佚，以至于到元顺帝为宋、辽、金修史时，竟苦于素材不足而下诏到民间访求遗书。

明灭元后，太祖朱元璋命大将军徐达将所收图籍运回南京，“复诏求四方遗书”，成祖朱棣即位后，以国家藏书为基础编纂《永乐大典》，修成后总数为22937卷（含目录60卷），装订为11095册，约3.7亿字。成祖迁都北京后，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将南京之书遂悉数北运。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年），杨士奇根据北京文渊阁所藏图书编纂成《文渊阁书目》一书，内中记载图书7256部，4.26万余册，这些书籍也正是之前《永乐大典》编纂的主要素材来源。有明一代，今人所见文献记载的当时国家藏书状况基本如此。明亡清兴之时，国内古籍损毁亦十分严重，钱谦益曾说过：“甲申之乱，古今图籍书史一大劫也。”前者所述文渊阁藏书在明末战争中全部被付之一炬。清朝建立后，依然保持着搜集图书聚藏的传统，顺治康熙时曾多次下诏访求遗书。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陈梦雷根据所藏图书编成《古今图书集成》，该书计1万卷，目录40卷，分装为5020册，计1.6亿字。其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馆修《四库全书》，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全部编纂完成，该书共收录3462种图书，共计79338卷，3.6万余册，约8亿字。然而，由于清政府认识之局限，编纂之时也是毁书之际，据统计，《四库》编修过程中销毁的书籍达1.36万卷之多，这是战乱之外导致古籍损毁的又一例证。清代晚期，外国侵略者的历次入侵更是导致古籍损毁的重要原因。1860年，英法联军洗劫并烧毁圆明园，保存于园中的文源阁《四库全书》全部被焚毁。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收藏着数以万卷珍本古籍的翰林院被洗劫并焚毁，包括《永乐大典》在内的诸多古籍遂流散至世界各地。

（ 崔 凯 作者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与美育教育中心副主任）

结 语

综上，历代王朝虽不遗余力对图书典籍征集聚藏，但王朝更迭之际，积贫积弱之时，但逢兵火即全部遭遇厄运。鉴于古籍形态之易损毁，曾有不少王朝将经典书籍刻于石上，称为石经，以图保存永久，但大多也都被损毁，保存至今的仅有唐开成石经和清乾隆石经而已。自秦汉至明清，图书屡聚屡焚、屡焚屡聚。承平之日，汇聚征集耗时费力；丧乱之际，焚毁破坏一念之间，坚硬且耐水火的石经都不能保，更何况纸本图书。所幸，先贤们早已认识到古籍的重要性，收藏和保护意识一直传承不断。同时我们也发现，在历史长河中，每每古籍文献得到最好保护之时，就是这个国家强盛无比、蒸蒸日上之际。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不断采取各种措施对古籍进行整理与保护，从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大规模古籍整理，到“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成功实施，《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续修四库全书》等一系列成果的问世，在中国古籍保护整理研究的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今天，伴随着《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的出台，我们更应该心怀敬畏、坚定文化自信，将古籍保护作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工作，在先辈基础上作出新的时代贡献。

来源：《中国文化报》2022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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