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情啃老：学历低技能少还怕辛苦，“2030”令父母伤心伤身

到4月，毛晓钧就整整失业一年了。2003年高中毕业后，毛晓钧打过几个散工，却因种种理由都放弃了。如今父母每天出门前会给他留下20元，他就靠这20元生活费，日日与麻将为伍。生活不宽裕，但他觉得过得很轻松，并乐此不疲。

年轻，有一定学历，却处于失业状态，近年来出现的“新失业群体”是傍老族里的中坚力量。与传统的“4050”下岗人员不同，这个“2030”人群，更适宜用“不就业者”来描述。

“累得半死，才挣几百元。”这是24岁的张滨赋闲在家的理由。现在他每天在网吧打游戏。父母为他找过两份工作，张滨都以太辛苦为由放弃。

“这样的学历，还挑三拣四，有什么好工作会从天上掉下来呢。”父母忧心抱怨，却不得不从微薄的工资中分出几百元给儿子，“有什么办法呢，自己的孩子，总归要自己养”。

上海徐汇区一位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近年来，一些低学历、少技能的青年人面临就业困难。这些年轻人多是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就业时高不成低不就，又不能吃苦耐劳，最后干脆呆在家里，继续靠父母养活。

有人用“啃老”来形容这群低学历少技能的傍老族。他们不仅给父母带来了经济负担，更带来了精神压力，令父母伤心伤身。“只要他不出去惹事就好。”被“傍”的父母们借此自慰，但无奈的背后是不堪重负和忧心忡忡。

从技校毕业后，金志明先去了一家宾馆做服务生。一开始，他天天喊累，到冬天，他手上生了冻疮，干脆就理直气壮地辞职了。在家里休息了半年后，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份当餐馆服务生的工作，可他只去了一天，当晚就不干了，“低声下气，还要受客人欺负”。

一家3口挤在50多平米的老公房里，靠父母每月1500元左右的退休金为生，金志明并不在意———没钱就向父母伸手，比当服务生轻松。“他一个月上网、打手机、和朋友打牌，就要花掉700多元。”

手头实在拮据，金志明的父亲又给儿子找了份做物业电工的工作，却被他怒斥：“叫我干这么危险的活儿，是不是嫌我没工作！”最终，为了维持家庭开支，退休的老父亲接下了这份“危险的工作”。

更让父母担心的，是金志明的朋友圈。那拨年轻人，成天无所事事地混在一起。跟朋友泡网吧打游戏时，金志明曾以面试要交报名费为借口，从父母那里骗钱去消费。父亲知道后，当场气得血压突升，进了医院。

金志明的母亲唉声叹气，她近来求着哄着孩子去做小区保安，“不指望他挣钱养家，就想让他有点事做，真怕他跟那些朋友混下去，早晚会出事！”

25岁的肖文洁中专毕业7年了，一直在上各种补习班，月收入仅2000余元的父母累计投入不下3万元，但“都不知道她学了什么”。一开始，也有亲戚朋友给她介绍工作，文洁都以“不喜欢、不适合”为由推掉。其中一份工作是在国企做文秘，月薪1100元，她觉得薪水低，“伺候人的事儿我可干不了”。她自己也试过在一家新开业的麦当劳打工，干了两周，又不干了。父亲渐渐失去了耐心，指责她“好吃懒做”，家中的争吵成了家常便饭。文洁在家呆长了，生活形成规律：每天睡到午后才起床，出去逛逛，上网到半夜，没有朋友，也不交往，人越来越胖。

“工作日里，经常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年轻人聚在一起打牌聊天，或者上网打游戏，多是不工作的傍老人群。”团上海市委社区办的工作人员说。这些低学历的青年，由于可选择的工作多是吃“青春饭”的服务行业，如服务员、售货员等，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的就业机会将越来越少。在短暂的就业与失业的交替过程中，“2030”们正在走向“4050”。

据悉，帮教“啃老”的“2030”人员，已成为上海社区工作一个新的重点。

短期傍老：毕业就失业，高学历漂一族如此“休养生息”

在“傍老族”中，也有高学历群体。24岁的陈潇已辞职3个月，他用“休养生息”来形容目前的自由状态。毕业于上海某著名高校中文系的陈潇，此前在上海一家公司作企划工作。辞职的理由，他总结了3点：工资低、无聊、没发展前途。

辞职后的求职之路并不理想，但陈潇不急于就业，“好工作是要慢慢找的，与其将就一个没什么前途的工作，不如静下心来找份好的。”当然，这份悠然自得也是有底气的，比起那些外地来沪的求职者，上海人陈潇可以安心地在家吃住，无衣食之忧。“辞职前我工作的时间短，没什么积蓄，所以先依靠父母，这也可以算是借贷关系呀。”陈潇很反感“傍老族”的称呼，他辩解说：“我一旦找到好工作，就可以反过来给父母生活费了。”

在上海的高校毕业生中，有不少人像陈潇一样。因为现实工作与理想状态相差较远，很多人选择辞职、返校考研等“新失业状态”。一些“毕业就失业”的学生，聚集在学校周围生活，形成“校漂现象”。

上海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院公布的2004年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调查显示：应届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观因素是对薪水的期望值过高。数据表明，23％的被访毕业生对薪金的期望在3000元人民币以上，30％表示在2000元～3000元之间，28％表示在1000元～2000元之间。有的学生对薪金的要求甚至达到7000元～8000元。

然而2005年的就业行情，距离毕业生的期望值依旧遥远。3月10日，2005年上海高校首场大型招聘会在上海东华大学举办，不少知名企业开出的薪酬标准是：本科生月薪2000元，研究生3000元左右。而现场本科生的期望薪资却普遍在3000元以上。

团上海市委学校部的负责人认为，高学历不就业群体的出现有一定必然性，如就业竞争加剧，但也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将职业与自我价值联系在一起，而非简单地视就业为谋生手段。解决大学毕业生短期“傍老”问题，需要整个社会对大学生就业问题予以关注，包括职业规划教育、就业心理辅导、社会培训等，使高学历不就业群体能尽快以健康心态找准定位、融入社会。

隐性傍老：向父母伸手，是为了过更体面的生活

在生活明显依赖父母的“新失业人群”之外，我国还有一个庞大的“隐形傍老”人群。

这个群体有稳定的工作，生活体面，收入或许早就远远超出父母。但是，他们依旧“傍老”，而且理直气壮。

就职于上海一家外贸公司的罗逸，工作刚满一年。罗逸每个月可以领到两份“工资”，一份是公司发的2000元月薪，另一份则来自家乡的父母，每月末都有1000元准时汇入她的银行账户。“我刚毕业，没什么经济基础，在上海生活压力又大，租房、交通、吃饭，上班了总要买点像样的衣服吧，2000元月薪根本不够。”薪水不高，但从小到大优越的生活品质不能降低，于是惟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向父母要钱。“毕业后，有些同学的父母会先打一笔钱到孩子的银行卡里，有的是按月汇钱。刚开始工作头两年都这样，免不了要家里支持的。”

能如此隐性“傍老”的年轻人，大多来自经济条件不错的家庭。但罗逸更羡慕她的上海同学，“挣得差不多，但他们可以在家里吃住，工资就相当于零花钱，生活滋润多了”。

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徐安琪研究员说，中国的父母不仅大多全数承担未成年子女的吃、穿、用和教育、医疗等费用，满足孩子的娱乐乃至时尚消费等需求，而且似乎约定俗成地要操心成年子女的结婚费用以及未就业子女的继续教育、医疗和零花钱等费用。

“父母经济负担之重，还不仅仅在这些日常支出。”徐安琪表示，随着住房的商品化、货币化，成年子女尤其是儿子的结婚、住房成本也成为不少父母新的沉重负担。

徐安琪对上海市徐汇区746户家庭进行的调查显示，1／3以上有儿子的家长认同应全力帮助儿子解决住房费用，无儿子的父母也有15％认为应尽力承担女儿的住房费用。其中部分家庭已为待婚子女的结婚用房付出3万元～50万元。此外，对88位不在读的未婚子女的调查显示，只有48％的儿子和42％的女儿自信个人有能力承担结婚、买房等费用而无须父母资助，有62％的儿子和37％的女儿首肯结婚时父母会在费用上资助自己。

“首付靠父母”，几乎成为职场年轻人购房时普遍的看法。新婚的IT公司工程师王纲，刚刚在上海市区买了新房。虽然工作已5年，收入相当不错，王纲在购房时依旧还要向父母求援，“现在房价那么高，我们攒的十来万，结婚、装修就用得差不多了”。首付的30万元，是父母省吃俭用早早给儿子备下的。而在家长和同事眼里，能够每月还四五千元贷款的王纲，已经是很多人的榜样了。

“成年子女潜在的延伸成本难以估量。”徐安琪说，调查中，有很多隐性“傍老”是无法用具体数字来统计成本的。“即便父母为子女解决或部分解决了房款，他们还要担负子女下一代的养育费用。经济成本尚可估算，父母为儿女付出的时间成本、健康成本、精神成本，却是远远无法统计的。”

“傍”得温情犹在“啃”得令人心寒

一边是劳心劳力、白发苍苍的父母，一边是赖在父母怀里不断乳的子女。在傍老族问题上，我国正在“与国际接轨”，令人忧虑。

“傍老”现象并非国内独有。在美国和日本，也存在20多岁、大学毕业的成年子女仍靠父母养活的现象。他们被称为“NEET族”。“NEET”（NotinEducation，Employment，orTraining）一词最早产生于英国，专指那些在义务教育结束以后，不升学、不工作、不参加职业培训的年轻人。

日本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截至2003年，日本共有“NEET”52万人。“NEET”数量的激增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2004年10月，日本就出现了两起因就业和升学压力引发的集体自杀事件。

傍老族的出现有其复杂的成因，比如社会、家庭、自身等，我们不应该一味地指责家长或孩子。但傍老族这个群体及其可能引发的系列问题，确实让人忧虑。比如“啃老”的出现。

如果说“傍”字还是以亲情为基础维系，有些许温情的成分，是社会新人在“心理断乳期”的短暂依赖，人们可以容忍，那么，“啃”字的出现，就令人心寒了。

采访中，那些日夜劳累的父母愁苦的脸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面对成年孩子，一个死活不肯断乳的“大”儿女，他们苦不堪言。

“太辛苦”、“太累”，这几乎是所有“啃老族”一致使用的拒绝工作的理由。他们表示，自己会不断地寻找那些不那么累的活儿。年轻人就这样挥霍青春和精力，而他们正在老去的父母，却为了维持生计，埋头在“太辛苦”的工作里。“割肉孝亲”、“卧冰求鱼”，在现代社会里，二十四孝的故事逐渐被人遗忘了。如今是父母在无奈地“割肉养子”，实在令人心酸。

2003年，日本设立了“年轻人自立挑战战略会议”，开始寻找解决“傍老族”问题的对策。在2005年的年度预算中，针对“NEET”和自由职业者，日本政府计划拨款810亿日元，帮助年轻人提高工作积极性。在我国，虽然“傍老族”数量在不断增加，我们却还没有看到有效的应对策略和措施。

教育专家：年轻人社会断乳期有延长趋向

“‘傍老族’的出现，不能把责任都推到中国孩子娇生惯养上去。”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安琪认为，中国“傍老族”的产生，有来自社会、家庭多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观念上的原因，中国的父母觉得自己一生的努力就是为了孩子。

“在西方，孩子成人后，不管家庭背景如何都要自立。”徐安琪表示，中国的父母通常会为孩子支付教育费用，并尽全力让孩子成年后可以过上不错的生活，包括结婚、买房、养育下一代等。他们觉得这是一种责任。一些能力有限的父母在不能给子女提供经济支援时，还会产生内疚心理。

父母的这种观念，同样影响到子女，让年轻人以为接受父母的支援，是理所当然的。“在上海徐汇区进行的调查中，只有15％的已经毕业的孩子不用家里一分钱。”“双方的这种观念，最终让年轻人的社会断乳期无限延长。”徐安琪表示。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青少年室主任单光鼐研究员认为，“傍老族”，事实上就是一些青少年拒绝或不愿长大，使青春期延长。

有一个出名的“断乳”案例，是“童话大王”郑渊洁的育儿故事。儿子郑亚旗刚16岁时，郑渊洁就告诉他，在他18岁以后，父母将不给他一分钱，还要向他收取房租、水电费。18岁那年，没有找到工作的郑亚旗在超市扛了3个月鸡蛋。后来，郑亚旗应聘进入一家报业集团技术部，最终当上技术部主任。虽然郑渊洁为自己的育儿成果感到自豪，但无论是专家还是媒体，都称其为个案，认为不适宜大众。

徐安琪认为，观念问题是有延续性的，是整个社会价值观长期影响的结果，“转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目前，社会处于转型期，青年面临各种社会环境变化，这也是催生“傍老族”的一个原因。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院长陆士桢教授分析，我国正处在社会发展和变革期，市场经济带来了繁荣，也带来生活成本急剧攀升等一系列连锁反应。今天的房价、车价和生活带来的消费压力，都不是一个刚出校门的青年短时间所能承担的，这在客观上形成了他们向父母和家庭伸手的社会原因。

徐安琪也认为：“如今我们的住房、医疗、教育制度都在改革，整体就业形势又较为严峻，在这样的情况下，马上把象牙塔里的孩子完全推向社会，让他们自己独立生存，也是不太现实的。”

单光鼐认为，目前“傍老族”只是一种现象，还不能称其为“问题”。

陆士桢认为，当下的“傍老族”现象与上个世纪90年代出现在深圳、广州等地的“傍老族”不一样，后者多是富裕家庭的孩子，不愿上班，吸毒、赌博，令社会“头痛”。而现在的“傍老族”新加入了大学毕业生，他们由于不能或还没有很好地融入社会，不愿工作，暂时混迹于社会。

徐安琪在调查中发现，虽然有不少年轻人在就业时眼高手低，但大部分年轻人的独立意识还是比较强的。“但现实问题是，许多孩子的收入确实很难养活自己。出现暂时的傍老情况，也是无奈。”

有读者评论说，傍老族就如“一壶没烧开的水，当社会经济发展之‘柴’不够，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柴’有缺陷、自身素质之‘柴’又缺乏时，这壶水能烧开才怪呢”。

“加强引导，令‘傍老族’主动或者被动地适应社会竞争和社会生存环境，这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徐安琪说。

（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