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每日电讯》六月三日报道，今年年初以来，吉林大学大刀阔斧地改革教师职称评定制度，低聘、未聘、缓聘、解聘了一百八十六名教授或副教授，占原有高级职称人数近十分之一，其中包括十二名博士生导师。过去是教授、副教授，现在却不得不以讲师或助教身份授课。学生将此举称为教授“下岗”。近日，学校又规定，被低聘的博士生导师于2006年停止招收博士生。同时，该校破格聘任了六名年轻教师为教授或副教授。
这一消息在社会上一公布，无异于在教育领域特别是高校界发生一次里氏七级以上的强地震，它产生的冲击波在全国各地甚至海外都引起强烈反响。
高校是国家培养高级人才的熔炉，而教授、副教授则是设计和管理这个熔炉的设计师、工程师。这批人自身的素质高低，直接影响熔炉所生产的材料质量。所以，他们是对国家的进步与发展有举足轻重影响的特殊群体，在社会上受到特别关注。在三十年前那场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中，最先受到冲击并遭受毁灭性破坏的是高校，首当其冲的是支撑高等教育大厦的栋梁——教授、副教授。在当年，有真才实学的著名学者、教授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的学术成果被野蛮地贴上“封、资、修”黑标签，人格尊严受到嘲弄、污辱，有的还被迫害致死。交白卷的学生成了“英雄”，不识字的农民登上了大学讲坛，一切都被颠倒过来。那是一个让全民族蒙羞受辱的日子。
改革开放以后，颠倒了的历史又被颠倒过来。教育被列为重中之重。在高校，老的学者、教授重新恢复了名誉，提高了待遇。不久又恢复了职称评定制度，让一批批有学术成就的教学骨干通过评定走上教授、副教授的神圣讲坛，有的还成了硕士生、博士生导师。在高校恢复招生短短二十多年时间内，教授、副教授如雨后春笋般成批量破土而出，很快从几万、十几万发展到几十万，可能已闯过百万大关。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国际上都令人刮目相看。
但是，由于还没有建立一套科学的、健全的职称评定和管理制度，不仅造就一批庸才教授、硕导、博导，还直接导致学术腐败。不少地方在职称评定中，没有遵循学术发展的规律和科研、教学活动的实际进行综合考核、动态考核和依法管理，一味追求指标，以为评上的教授、副教授越多，越能显示自己的实绩和实力，所以，不惜降低门坎，只考虑操作方便而作出某种量化规定。有的规定有多少年限方可参评某种职称，有的规定必须在学校指定的某权威杂志上发表多少篇论文才可评教授、副教授。这种“量化”过于单一而机械，忽视了学术本身的积累和创新，留下了腐败的隐患。有的人为了当上教授、副教授，根本不在学术的积累和研究上下苦功夫，而在怎么“过关”上动脑筋。他们不顾学术人品，摒弃诚信为人、为文的底线，千方百计找关系，走后门，塞“红包”，让文章一篇篇发表。有的“论文”不但在内容上七拼八凑，毫无新意，甚至不惜剽窃别人的观点、论据。北大一位博士生曾揭露过自己的导师剽窃别人文章的丑行。这是其一。其二，是管理上松散，缺少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能高不能低。这样，有的人就把当教授视为“追求”的终点，“混世”的起点。一旦当上教授，就开始吃老本，不肯认认真真地上课，更不想给要求较高的本科生上课。在课题研究上也想投机取巧，让助手出力气、出成果，他得名誉、得奖金。他们中有的还把精力用在各种有名有利的社会活动上，扛着“教授”“博导”的金字招牌，到处出风头、捞外快。有的人在校内装病不上课，却偷偷外去“走穴”，赚钱入腰包。这样，既荒废了自己的学业，又误了学生的前程，还给高等教育蒙上一层污垢。教授、副教授，硕导、博导，对他们来说，早已名不副实，再让他们这样混下去，欺世盗名，害己误国，后果不堪设想。
这次，吉林大学开了职称改革之先河，横下一条心，从职称评定、管理这个“七寸”上下手，敢于在教授、副教授，硕导、博导这批“太岁”头上动土。凡考核不合格的，一律低聘、不聘、缓聘、解聘。尽管你原来是什么教授、副教授，现在只能以讲师甚至助教的身份授课。不管你是硕导还是博导，只要低聘、不聘、缓聘、解聘，就不允许你再招收研究生，一点面子也不留。这一下触到了痛处，勒住了“麻筋”，“下岗”的教授们减少了收入，丢尽了面子，不知怎样面对自己的同事和学生，如何向亲朋好友交待。这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击碎了他们躺在高职的“温柔乡”里作的美梦。严酷的现实逼得他们无路可走，不得不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从吉大反馈出来的信息看，除个别人消极沉沦外，多数人猛醒过来，卧薪尝胆，背水一战，决心苦战两年，恢复原来的职称，重新登上教授的神圣讲坛。一些破格新聘上来的年轻教师，在庆幸自己有机会施展才华的同时，也感到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觉得教授并不好混。决心加倍努力，攀登新的知识高峰，出色地完成教学与科研任务，以不辜负人民的希望、国家的重托。总之，不论是低聘的，还是高就的，都有一种压力，一种紧迫感，一股前所未有的积极性、主动性，一股求新、求实的精神。在高校，则出现了令人振奋、催人上进的生机和活力。
大家希望，能以这次教授“下岗”为开端，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形成一个能进能出、能上能下、能高能低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使能者上，庸者下，变成一种动态、常态。这样就可以靠法律和制度，扼制教育腐败的孳生蔓延，荡涤污泥浊水，还学术一个清新的面目。这将是真才实学之幸，教育之幸，学术研究之幸，国家之幸，民族之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