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不幸的生活对孩子来说，使他们在尚无自理能力的时候就过早的饱尝了生活的磨难和艰辛，命运让他们沦为孤儿、沦为流浪儿，这些孩子是无辜的，也是不幸的。在我们身边还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的父母或者监护人，因为触犯了法律法规被判刑或者劳动教养，甚至伏法。他们也需要一个温暖的家，需要与别的孩子相同的教育，同时他们比别的孩子更需要爱护，更需要关心。

从全国范围来看，类似这样经历的孩子在全国范围内不是少数。如何帮助这些孩子过上正常孩子的生活，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在西安，就有一个专门收留这些孩子的儿童村，今天，借我校捐助物资的机会，我们特意采访了新城儿童村的负责人常晋女士。

记者王森(以下简称“王”)：你怎么想起来做这个事呢的呢？据建筑学院学生会主席介绍，您的心脏不太好，为什么不在家好好静养呢？

常晋(以下简称“常”)：我负责西安儿童村已经有六、七年了。因为心脏原因，我提前内退了，以前我是教师，很早就把女儿送到国外去留学了，现在她已经在西安工作。知道这个村子时，我就想，我得帮他们一把，也许就一把，可以挽救很多无辜。当时我就想这些孩子怎么办？这些孩子去依靠谁？也去流浪，也去犯罪？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

王：您从这一个个的事例当中，发现了我们国家或者社会当中有一个空白点。

常：起码这群孩子是被忽视的，是曾经被长期忽视的。因为往往在对这些孩子的父母绳之以法的时候，忽视了他们身后弱小的生命。特别这些孩子，还是具有犯罪隐患的这么一个群体。

王：这是不是所谓“近墨者黑”啊？

常：对，他们父母给他们的影响啊，他们犯罪吧，给孩子的影响，像有些父母带着孩子去做案。有的父母杀人的时候孩子就当面或者是在旁边；有些贩毒的人把毒品装在孩子身上，所以这些使孩子从小就受到犯罪的手段等等方方面面的影响。

王：一旦他们的父母被劳教了或者判刑了，孩子缺少正常的家庭生活就更容易犯罪。

常：对。这种孩子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报复心理。他们不明白他们的父母为什么服刑，他们只知道警察把他们的父母抓走了，警服和孩子们在一起，后来，我们就做了一个调查，写《最难忘的一天是什么？》。原来因为在幼儿园在学校经常有这样的题目，都是爸爸带我上公园，妈妈带我到哪儿去玩，但是我们的孩子写的是，我的爸爸被警察抓走了，我的妈妈被警察抓走了，我的爸爸被警察枪毙了。我当时心里一凉，我就感觉到这些孩子把失去父母这笔账记在警察头上，他们是没有分辨能力的。

王：他们没有是非能力。

常：哎，孩子没有是非感。他们不知道他的父母怎样去危害社会的。所以想到这个情况，我说不行，必须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父母是危害了社会，那么政府、我们国家的政法机关才对他绳之以法的。所以，我们不能让他们把这笔账记在警察头上，所以说我们觉得要对孩子进行教育。他们有的孩子就写着将来要报仇啊，要帮爸爸报仇、要为妈妈报仇，这是一种报复心理。这种报复心理是很可怕的！

王：从家庭来讲，虎毒不食子。尽管他们的父母是犯罪，对他们肯定也是很不错的。他们的亲人就是他们的父母。

常：但是，也有些罪犯的话可以说是灭绝人性的。我们也遇见过这个的几个例子：他们的父母对孩子这种残害、这种虐待，将来可能会使孩子堕落的。我们做过这个调查以后，我说我们孩子一定不能有这样的心理，这种心理是很危险的。另外，这些孩子由于生活所迫，在社会上流浪的时候不得不去偷、去抢、去说谎，甚至去打架。那么，实际上这些孩子都有很多不好的习惯，这些种种因素一定使得这些孩子成为具有犯罪隐患的群体，所以我就感到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特别是在西安女子监狱，妈妈在成人监狱孩子在少管所。我们在“六一“的时候，我们带着他的妈妈到少管所看他的儿子的时候，母子两个抱头痛哭。我就清楚的看到这就是因为父母的犯罪，孩子无人抚养流落社会，最后也成为第二代罪犯。这怎么得了？所以我们就觉得应该有一个什么组织来帮助这些孩子。当然，这些孩子直接影响着罪犯的改造和教育，因为我做的是监狱的工作，了解到有些罪犯思念孩子，特别是女犯为了孩子有闹自杀的、逃跑的，甚至不吃不喝的，在里面胡打胡闹。特别是他们对孩子的思念，对孩子的担心直接影响罪犯的改造。

王：孩子在监狱之外的生存状态直接影响到监狱内父母的改造，影响是很大的。

常：影响非常大。因为像我就是一个母亲，我的女儿在西安工作，我还成天挂念她，操她的心，何况这些孩子下落不明！有些孩子被拐卖了，有的孩子到别的地方流浪啊，打工啊，有的孩子已经死亡了，那么做母亲的、做父亲的就算他们是罪犯，但是也有点人性的东西——这就是对他子女的牵挂。所以，我就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组织来帮助这些孩子来度过最困难的日子，就是离开父母的这段日子，也使他们的父母安心。所以，那个时候就决定做一个什么家啊来帮助这些孩子，给他们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王：您有这样一个设想，鼓足勇气做这件事是在什么时候？

常：我们做这个工作，不光是这一件事情，还有一个就是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的问题。好多年轻的罪犯，女孩子，还有一些男孩子，结果他们刑满释放以后得不到妥善安置，无家可归，无业可就，重新犯罪。所以，最后把这两件事情一起来做。在1994年张淑琴她就开始做一些调查工作，像女监狱啊，少年犯管教所啊，成人监狱，做一些调查了解、摸底情况。1995年，我们正式向陕西省民政厅申请注册，注册了一个民间组织叫“陕西省回归研究会“。

王：回归研究会？“回归“这个意思很深刻吧！

常：“回归”这两个字我们用得很早。1995年，就用回归这两个字，因为它从辞海查是“返本归源”的意思。我们希望这些罪犯早日回归社会，早日回归善良人生；我们希望这些孩子们能够回归做儿童的权利，回归做孩子的天性。因为在我们接触这些孩子的时候发现有些孩子特别成熟，像个大人一样。有时候，真担心这些孩子长大成人成为诈骗犯，但有些孩子心理受到严重的伤害、痴呆、聋哑；有些孩子不吭气儿，老是用仇恨的目光。

王：就像您刚才讲的，平常我们正常的孩子如果写“最难忘的一天”就有可能说我过生日啊，我去公园啊，我遇到什么最高兴的事情。对那些罪犯家庭的孩子父母被抓走，被带走，被枪毙或者伏法了或者劳教了，这个印象是极其深刻的。

王：这就是对他们心理的伤害。

常：伤害特别大。所以，我说这些孩子确实应该去帮助他们，使他们回归做孩子的天性，回归他们的权利。这些孩子是应该具有生长、接受教育和发展的权利，所以我们就起了这个“回归研究会”。

王：起了“回归研究会”之后，在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之后，可能就开始搞一个类似的组织，把你们的设想付诸实施。

常：对。我们把这个研究会一成立，就开始做宣传、动员，在监狱里面和犯人搞一些帮教活动，搞一些电视晚会，让全社会都重视到这个问题。当然，对这个事情并不是每个人都认同。

王：因为这个事情毕竟还是开创性的事业。

常：对。一些人就觉得很不理解，就指责我们为什么不去帮助那些贫困山区的孩子，不去帮助烈士的孩子，去管罪犯的孩子。他们说，这些犯罪杀了人放了火孩子还有人管，我们好人的孩子还没人管，好多人还指责我们。

王：我的理解是这些孩子为什么更需要关怀呢？一方面是他们本身需要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之中，另一方面把他们管好了，那些在监狱里服刑的罪犯也更容易回归到社会之中。

常：我觉得这是一方面的原因，更主要的是不管烈士的子女，罪犯的子女，贫困山区的孩子都是平等的，他们应该具有同等的权利。因为他们都是孩子，孩子是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父母的，我们对这些孩子更多一点关心，多倾注一点心血，这些孩子才能回归到正常的孩子水平线上来。在社会、企业家的支持下，在政府、领导的支持下，1996年的5月份，我们办起了全国第一个替罪犯代养代教未成年人子女的儿童村。

1996年，张淑琴成立第一个替罪犯代教代养代管子女的儿童村，受到社会各方面人士的关注；在许多热心社会人士的关心帮助和支持下，1997年在陕西省西安市成立了第二个儿童村；1998年在陕西宝鸡钓鱼台成立了第三个儿童村。目前，这三个儿童村共有罪犯子女150多名。从去年年底开始，张淑琴开始着手在北京创办儿童村，到现在已经收留了罪犯子女30多名。

王：您能讲讲当时儿童村成立时的情景吗？

常：当时我们是在陕西省的女子监狱进行的摸底调查，有90多常表，我们在90多常表中就挑选了30多常最困难的、需要帮助的，然后就分头寻找孩子，第一批才找回16个。所以，我们第一个儿童村是在三原县的东周村，在一个企业家郭建华的支持下搞起来的。在这个成立大会的时候，我们陕西省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和省级公安部门、检察部门都来了，大家都特别振奋，因为这是全国第一个替罪犯代养孩子的儿童村。后来，就有一些报道报道“世界第一村”，因为在国际上也没有这样的报道，他们认为我们成立这个儿童村无论是对儿童的保护、预防青少年犯罪、促进青少年的改造、稳定社会的治安、促进精神文明建设都有积极的意义，所以他们称我们的儿童村为“世界第一村”。

王：他们对你们都很支持，也说明这件事情有关部门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可能是不成熟或者不具备，种种原因吧，这件事情被您做出来了，肯定他们感觉到很了不得、很了不起。

常：其实，我们自己做了一件很普通的事情：我觉得能伸手去帮助一个孩子，好像就是给孩子一个馒头，给他一件衣服，孩子摔倒了把他拉起来，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不过因为张在政法系统，我在监狱这个环境工作，所以眼中最先看到的就是这些服刑人员的孩子。如果不在这个圈里工作里，也许也会忽视他们，不过我们做了一件实际上中国老百姓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辅助弱小，帮助这些孩子。

王：儿童村成立起来后，按照您的说法，就是在国内国际都有一些影响，随后就发展成了三个。

常：关于儿童村的发展，我们自己也没想到。我们就想给这些孩子一个家，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后来，报纸一报道吸引了国内外很多媒体、很多团体来参观考察，特别像联合国的组织、欧洲议会代表团和其他国家的一些组织都到我们这个地方来考察、参观。所以，在这个时候，因为我们的儿童村是在农村，主要代养的是农村的孩子，那么城市也有很多这样的孩子。这些孩子如果没有一个组织或者家庭去保护他们、教育他们，他们很容易走向犯罪道路。

王：城市的社会环境更为复杂一些。

常：农村的孩子还老实一点，他们最多就是去放牛呀、放羊呀、去做工，但是城市的孩子...

王：可能接触不良影响。

常：对，接触不良影响更多。所以，1997年，我们决定在西安市成立了第二个儿童村，主要是替城市里的服刑人员代养他们的孩子。1998年，我们又在企业家的支持下在宝鸡的钓鱼台又办起了第三个儿童村。

王：为什么时候想到到乡村去办儿童村呢？

常：我们在陕西办了将近四年多了，接到全国四、五百封来信，有罪犯的，也有其他社会各界人士的，希望我们能够帮他们代养孩子、寻找孩子，但是市区地价很高，我负担不起。新村毕竟是边缘地区，它的地价是有限的；另外，我和村里签订了协议，土地使用三十年，费用不递增。有了资助资金，我们要计划的来用。规模也要扩大，乡村也比较安静，容易使孩子静心养性。

王：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事情。

常：对，很多人有这种担心。所以，我们觉得应该把陕西的做法向全国推广，我们决定找一个制高点，找一个各个省能够看见的地方，所以我们选择了北京。

王：在北京做一个示范。

常：对，在北京要搞一个示范村，也就是在陕西的经验上进一步去总结经验、规范我们的工作，开展一些理论研究，包括孩子的心理辅导、预防犯罪、教育问题，还有权益保护问题，然后总结出经验向全国辐射。

王：想得更远一些。

常：因为北京，站得毕竟要高一些嘛。

王：宜早不宜晚，这是个十分紧迫的事情。

常：早一天办起来，这些孩子早一点进到儿童村，就避免这些孩子去犯罪或者出现什么意外。

王：说得更严重一点，可以拯救更多的孩子。

王：看来要做这些孩子的工作要特别宽容。

常：一定要特别的宽容，要有耐心、要喜欢孩子、要爱孩子，这是我们最起码的工作的准则吧。

常：我觉得是最幸福的时候，那群孩子搂着我的腰，抱着我的腿，就像小猴子一样围上一圈儿。我觉得我就想看到孩子们这样，就像别的正常的孩子一样去玩、去打架、去笑、去哭。我觉得孩子哭都很正常，他能够向我哭出来，能够向我要东西，能够向我告状，这才是一个正常孩子所需要的。

王：看来这些孩子，回归了他们天真的天性。

常：对，回归了他们的天性。

王：现在这些孩子们的饮食起居怎么样？

常：孩子们现在由我们负担他们所有的费用。当然，对一些家庭，比如有亲属的话，我们希望他们出一点钱，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你教育不了孩子，起码你要出点生活费吧，我们也是需要的。这些孩子全部是我们送他们就近读书，全部上学了，有个小家伙还送到幼儿园去了。

王：这些需要学杂费吗？

常：学杂由中学、小学部分免掉了。

王：现在这些孩子在过集体生活，这种集体生活更像军营还是更像家庭？

常：现在有点儿像军营和家庭结合起来了。一个是早上要站队，报数，跑操，这个有点儿像军营，比如像整理自己的床铺；但是，我们又有老师，老师又像妈妈一样去她他们、关心他们，给他们洗衣服，早上要帮他们穿衣服，对小孩子要帮他们洗脸、刷牙。有的小孩儿还要拱到老师的怀里头，还有的说老师我今天晚上我想跟你睡一个被窝，像这些完全是一个家的感觉。但是，现在我们也在探讨之中，我们也准备搞试点，在西安搞家庭式的供养，对这些年龄小的、心理受到严重伤害的、身体差的孩子给他一个真正的家，等他大一点，比如12岁，能够自理的时候，就送他们过集体生活。

王：这也是一种比较有益的尝试。

常：我们也是在尝试。

王：像这些孩子都是受过伤害的或者来自破碎的家庭，他们肯定也有一些不同于普通孩子的个性。

常：这些孩子非常怪，可以说每个孩子都有他们显著的特点。

常：对我们来说，对这些孩子是深不得浅不得、轻不得重不得。有时候一个眼神就可能伤害他，他们每天都在观察、观察老师、观察来的人，他们喜欢不喜欢我，老师会不会讨厌我。比如说，你不小心在后面说了他一句，他就会记在心里。

王：受到伤害的人总是最敏感的。

常：他非常敏感。这些孩子，特别是一些女孩子，有一点儿思想的孩子，小孩子有点傻傻的，像个小猴子跳来跳去。但是，这些孩子有一个共同的时候是在过年的时候、过节的时候、唱起一些歌的时候，很多孩子就哭，想家，想妈妈，亲情别人永远代替不了。孩子叫我常奶奶，那是非常亲的，但是我带着他们去看他爸爸的时候，他的糖，他留给爸爸吃都不留给常奶奶吃。亲情是没有办法替代的

王：像孩子在情感上都受到过创伤，这些受的创伤，儿童村是不是也有一个针对性或者一个普遍性的措施进行教育和培养他们？

常：对这些孩子，就是要进行一些针对性的教育。比如说，受到伤害的孩子，首先就要爱护这些孩子，给他温暖；有些有不良行为或者习惯的孩子，那就要严格要求他，就不能由着他的性子来。

常：我们现在由太华路小学，八府庄小学还有我们儿童村，我们共同组织的儿童村管理教育指导小组。我们定期来研究这些孩子的教育问题，儿童村的管理问题，怎么和学校配合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儿童村的这些人不知不晓的就成了教育家了。

王：你们的教育一定很有成效。

王：我听您讲来管他们这些孩子的老师有大学生？

常：大学生很多。都是个义工，我们这儿经常有一些大学生到我们这儿当义工。现在，我们通过义工和我们儿童村孩子交朋友，和孩子进行谈心。这些孩子对老师非常信任，他有些话不给我们谈，但是和这些大姐姐、大哥哥谈，然后把这些谈话记录下来，记录下来我们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将来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对这些孩子进行辅导，怎么样对他们的毛病、问题进行矫治。所以，我觉得这些义工也是帮了我们大忙。我觉得真的需要了解孩子的心，我们要求老师要四知：要知道孩子家长的犯罪情况，要知道孩子现在的心理情况，要知道孩子特殊的爱好，还要知道孩子家里的环境，他们的亲属必须要了解知道。这样的话，他们才知道怎么样去做孩子的工作。怎么去帮助这些孩子。

王：那些管理者一定都很出色，你肯定是其中最出色的一个。

常：这刚开始还有一个过程。因为像我们有几个管理人员还是下岗工人，有一些过程：有的有一些经验，有的还没有经验，但是像我们的工作特别劳累。像做饭吧，做饭我们只用了一个厨师，他一天负责五十多人的三顿饭，非常辛苦，这些孩子饭量都非常好。所以我们老师经常都的去帮忙。没有办法，五十多口人，柴米油盐全靠社会各界的资助，我们没有盈利，能省的全都省了。

王：对，因他们都在长身体的时候。

常；正长身体的时候，而且我们不可能弄高蛋白的东西，吃的非常多，做饭一大锅，蒸馒头一人就是两三个。另外，我们还有人员做衣服。我们做衣服以补衣服为主，捐赠的衣服是大的大，小的小，所以要把大的改成小的，破的要把它补好。我们说，儿童村的孩子要教育他们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咱们都是穷人，咱就要早一点会过穷人家的日子。我要求我们的员工也要穷日子穷过，所以整个对我们来说，儿童村对我们的孩子是雪中送炭，是给他们一个机会、一个场所，使孩子受到保护、受到教育。

常晋从一个教师到从事救助特殊儿童工作，这是她人生经历的一次重大转折。她加入儿童村这一社会公益事业，旨在救助因父母服刑劳动教养而失去生活依靠的儿童，帮助这些儿童在父母服刑期间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处所，并享受与正常儿童一样的生存和教育权利。

记者随物资运送车跋涉五十公里，抵达正在新建的鹿原新村。常老师介绍，在八月中旬开学之前，旧村将全部搬迁，孩子们的入学问题已经和当地学校联系好，开学就可以上课，不会耽误学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