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科学时报?大学周刊》记者 温新红 崔雪芹
受访：钱伟长 院士、上海大学校长
10月9日，著名的“三钱”之一钱伟长先生93岁生日。钱伟长先生虽然已届耄耋之年，但仍然奋斗在教育的第一线，真可谓是老骥伏枥，奋斗不息。记者在此之前的9月11日采访了这一位对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老人。
钱伟长住在上海大学延长校区乐乎楼的二楼一侧，当记者进到走廊尽头的房间里，钱伟长已坐在窗下等着我们了，他穿着红色夹克衫，双手放在沙发扶手上，双眼直视我们走进，“这是一位有力度的老人”，记者第一眼看到他时立刻得到这个印象，却忘了他实际上几乎失明。钱伟长没有戴助听器，只是要求记者大声一些。
当我们告诉他是《科学时报?大学周刊》的记者时，他略带微笑说，大学，这个好。一个小时的采访，证明了记者的判断，钱伟长带着浓重的无锡口音，但一字一句，吐字清晰，他的思维非常敏捷，对记者的每个问题都是迅速作答，直言自己的观点，不掩饰对某些事情喜与恶，让记者看到一位真性情的科学家、大学校长、知识分子。
和其他的采访不同，钱伟长没有受记者问题的引导，相反整个采访都是他在牵引着记者走，加上时间关系，所以非常遗憾，有些问题来不及问，如：1983年邓小平同志是在什么情况下下令让这位已过退休年龄（72岁）的科学家到原上海工业大学当校长的？他的四叔钱穆对他治学影响最大的有哪些？对目前许多大学正在进行的改革有怎样的看法？
反对教师照本宣科和统一考试模式
《大学周刊》：1983年您一到当时的上海工业大学，就提倡教师搞科研，您是怎么有了这个想法的？
钱伟长：我刚来时发现，教师们都照本宣读，我是不赞成的。
《大学周刊》：那时都是这样的？
钱伟长：那时大学教师都只能照本宣读，只有本本才行，没有本本不行。教师上课不动脑筋，他也没法动脑筋，要先有大学教他，只有做科研才能教新的内容，不是一生都不变的东西，当时教师中很多不懂这个道理，他们靠背从前那一套来教学生。
《大学周刊》：所以您要教师搞科研？
钱伟长：我是被逼出来的，要想办法培养教师，才能培养出好学生。科研是作不了假的。背书可以，不能背科研呀!科研要研，不能作假的。
《大学周刊》：开始老师们没有做科研的习惯，怎么办？
钱伟长：其实教学与科研是相辅相成的，教学需要科研作支撑，科研也可进一步促进教学。对于教师搞科研，首先要加以引导，强调搞科研的重要性。当然物质奖劢也不可少，因为科技上的成果都能卖的，要不然就不是科研，卖了成果学校拿1/4，教师拿3/4，因为学校出了水、电、房子和人员，这样，慢慢地他们都很愿意做科研了。
《大学周刊》：那老师们当然愿意，他们拿的多呀。
钱伟长：很多老师都买了车，一到下午他们都是开自己的车回去，所以我们学校搞科研的老师都有钱。
《大学周刊》：那您做的科研也是这样分吗？
钱伟长：我这个校长不拿钱，从1983年到现在一直不拿上海大学的工资。我离开北京时还是政协副主席，我就拿这个工资。不是国家规定是我自己不愿意拿上海大学的钱。
《大学周刊》：您在上海大学进行了很多改革，现在许多大学都在学上海大学的做法。
钱伟长：经常有人到上海大学来，听我讲的，带到他们学校去，他们也照着办，但我认为这是表面的，他们应该结合自己学校的实际情况进行改革。
《大学周刊》：上海大学的师生都认为您改变了上海大学。
钱伟长：我这样办，教育部门对我还有意见，什么都管，经费管，招生也管，不仅限制人数，考题都是统一的。
《大学周刊》：那您认为应该由各个学校出题？
钱伟长：要有不同的题、不同的分数，考生要择优录取。现在高考考得好的不一定是真正好学生，现在的人都在对付考试。我们都会应付，一辈子都要应付，我现在也在应付你们。
《大学周刊》：现在已是各个省自行出题，到各个学校出题，可能还要一段时间吧？
钱伟长：我希望教育部能走群众路线，就是说到一个地方了解当地的教育情况，我曾经建议教育部要多有几位副部长，才够到地方上来。
《大学周刊》：解决什么问题呢？
钱伟长：很多问题，比如我们的经费很少，开始只有两个亿，现在略微增加了，可学生多也不够。每个高校给的钱不一样，北大清华比我们高多了，这样不公平。其实我是为国家着想。
反对工学院和专科教育
《大学周刊》：上海大学成立后，实际上由原先的工科院校改变成为综合性大学了？
钱伟长：现在我们学校没有工学院。1994年并了上海6所大学，到现在11年，我花了好多时间把过去不能做的事情做了。我取消了工学院，只有技术学院，比如工程材料学院，有金属材料系、非金属材料系、有机材料系、石油材料系、纳米材料系、特种材料系，后两种很新的，我把它们都放在一个学院里。
《大学周刊》：技术学院，这我们还是第一回听说呢。
钱伟长：美国有两个技术类大学，一个是麻省理工学院；另一个是加州理工大学，都是技术。我们国家技术员比工程师差，所以也不能叫技术，就叫学院。上海大学没有工学院，也没有医学院，就是这两种没有。
《大学周刊》：为什么没有医学院？
钱伟长：现在我不赞成办医学院，是因为请不到好教师，老师很多病不会医，教出来的学生很多病也不会医，有了好老师以后学校再建。
《大学周刊》：您的办学理念都是从哪儿来的？
钱伟长：我在清华读的书，就是从清华学来的，那时候清华有很好的老师，现在不行，清华把好的老师都给了北大。
《大学周刊》：那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的事。
钱伟长：调整后的清华只有工学院，有人叫他们是清华工学院，不是清华大学，其他系都不要了，只有工学院，都是学前苏联的结果。
《大学周刊》：您为什么反对前苏联的教学模式？
钱伟长：前苏联教学模式的问题是很专，本来清华是有理学院、工学院的，有物理、化学、生物等系，是全面的，后来的物理系变成了什么什么物理，只有物理的一部分。我接受的是很广的教育，现在我更广了，广的一定要新的，前苏联的教育都很窄，不是新的，创造要新的东西。
科学院也是学前苏联的，他们的科学院有研究所的。那时候学苏联是法律，不能碰的，我就反对，后来我成了右派，那时我还是清华的教务长，我离开后清华就变成工学院了。
要有创新能力 而不仅是创新精神
《大学周刊》：您认为大学应怎样搞科研？
钱伟长：大学的年轻人多呀，科研应该由年轻人来做，年轻人越多，科学发展越快。把大学办好，对国家好，让大学培养更年轻的人。
《大学周刊》：怎么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
钱伟长：国家不是公布了《高等教育法》嘛，规定要有创新精神，我把它改成要有创新能力。能力和精神不一样，是要真正做的。我自己对创新是有规定的，而创新精神是没法规定的。
《大学周刊》：您怎么规定的？
钱伟长：上海大学有三个校区，一个是延长路，新校区在宝山，另一个科技大学的校区，这里教的全是新的东西，以前没有管理学院，现在有管理学院和两个经济学院，其中有一个是数码经济学院，最新的都在那儿。
还有刚刚说的所有教师都要搞科研，这很像美国。
《大学周刊》：您是从学科建设和制度上来培养创新？
钱伟长：还有学制呢，本来大学是一年两个学期，一学期18个星期，两个学期30多个星期。上海大学改成了一年三学期，一学期10个星期。为什么要这样呢？原来一学期的前10个星期学生都在玩，到10周以后才开始看书，其实只有几周学习了。三学期制让学生很早就开始看书。我会教他们怎么努力。
《大学周刊》：您的办学思路很多是学美国的，但又不完全一致。
钱伟长：我到上海大学后作了全部改变，这里都是新学科，没有旧的，像文学与历史，其实这也是每个大学必须办的，培养接班人，就必须学文学与历史，否则真的完全变成美国式或者俄国式，我反对这个，我们应该办自己的学校。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大学周刊》：您同意像办公司一样办大学的观点吗？
钱伟长：我不办公司，只办教育。
《大学周刊》：那您想把上海大学建成什么样的大学？
钱伟长：现在我想也没有办法，有很多规定，我们国家都是统一的。最近我提出来大学应该按一句中国古话来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话多好。
《大学周刊》：这在大学里怎么做？
钱伟长：在大学里，首先要和教师谈，以培养学生为主要服务，他的乐是学生培养得好。所有的人都先忧后乐，我们国家就办好了嘛。对不对？天下，天下就是指我们国家。这个想法是我在今年的大学生毕业典礼上说的，让他们按这个做。中国的很多的古话都是很对的，你看我们的校训“自强不息”就是一句古话。
《大学周刊》：忧怎么说呢？
钱伟长：就是要忧国之所忧、忧民之所忧，把个人价值的实现同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发展和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
记者手记：做“木铎高等教育访谈”，其实第一位要采访的就应当是钱伟长先生，他是目前国内高校(可能是世界上)年龄最长的大学校长，而且不退休；钱伟长先生在上海大学进行多项改革已推行到全国许多高校，如三学期制和学分制；钱伟长先生的办学理念也渐渐为人们所熟悉和认可，即拆掉“四堵墙”：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墙，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墙，各学院与各专业之间的墙，教与学之间的墙。
今年6月，记者在一次会上听到上海大学副校长李友梅谈该校近几年的发展，学校每项改革，每点进步都离不开钱伟长，这位女校长毫不掩饰自己的激动和对钱伟长校长的尊敬，她说钱校长一有新想法就把他们叫去谈，谈他的办学思路和如何培养学生，她还说钱校长经常约文、史、哲、社会学、经济学等基础学科的老师谈话，提出意见启发他们如何上好人文课程。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也是研究钱穆的学者陈勇印证了这一情况，他告诉记者钱伟长先生每次和他们谈话都是长达几个小时。
得到这些信息，记者着手采访钱伟长事宜。8月，记者联系上钱老的秘书，他说钱老的时间已安排到9月9日，之后两天会有时间。采访如期进行并完成了。
（编辑：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