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南方周末》作者：王寅
今年1月18日，写了《废都》的名作家贾平凹应聘担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贾平凹说，自己一直喜欢学校的氛围，去学校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此前，贾平凹担任西北大学文学院中国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开了著名专业作家招收硕士研究生的先河。
在贾平凹的西安寓所，书桌背后的墙上，两边各有三幅照片，照片上分别是乔伊斯、海明威、张爱玲、沈从文、托尔斯泰，其中一幅中国古代绣像的形象，贾平凹说那是苏东坡。贾平凹说现在还缺福克纳、曹雪芹和莎士比亚的像，等到齐了就补上去。书桌的灯罩上夹着一些便笺，其中一页上，有贾平凹手抄的蒲伯的诗句：
自然界和自然规律/隐藏在黑夜中，上帝说/让牛顿出生吧/于是一切都光明了
去年秋天，贾平凹开始在电脑上写作，用的是有写字板的那种电脑。客人来了，贾平凹就随手拉过一张小板凳，坐下和客人聊天。聊天的时候，手里的烟是不会断的。
以下是贾平凹的谈话录：
[b]《废都》：批得最厉害的是女作家[/b]
十年过去了，好多人的看法都改变了。现在的社会情况和当年不一样了，过去很严重的事情，现在就不要紧了，人的视野和包容性宽得多了。当年竭力反对跳舞的人老了，退休了。这就是社会的变化吧。
《废都》在法国得了费米娜文学奖，这个是法国的女作家发的奖。但是，在中国国内批《废都》最厉害的也是女作家与女权主义者，说我不尊重女性。其实我是最尊重女性的，不是在小说里写了和女性发生了关系，就是不尊重了。其实《废都》刚出来的时候，好话多得不得了。等到出了《废都大评》，上面一查，批评就多了起来，这里面老干部的意见尤其多。
马原对《废都》的评价很高，季羡林说开禁之后，《废都》20年后再放光芒。他们一个是先锋小说的代表，一个是学术权威，行里有这两个人说话，我觉得也就行了。
《废都》带来的灾难多，啥也做不成。1994、1995年谁提《废都》都不行，提了就要写检查。别人看你像看流氓，再努力也拗不过来。这个事情没办法和人言说。
[b]文坛：淘汰率可怕得很[/b]
我最早接受西方的东西，不是文学上的，而是绘画上的，最直接的接触就是美术。我是在走了几茬之后才走到文学的。我在思想上借鉴人家，但在形式上我不愿过多地吸收他们的东西，这和我自己的文化氛围无法割断有关系。北方人吃面吃多了，不可能一直去吃海鲜、西餐，我的根就是那样的。
我出道时间早，起点低，所以不要限制自己，要学习人家，了解人家。棉棉和卫慧刚刚出来的时候，我去上海时，还约了她们见面。她们年纪轻，生活环境不一样。上海和西安也不一样，我每年都会去上海看一看，有时候谁也不见，就是去看看酒吧生活。去同性恋的酒吧看一下，就是一种感受。年纪大的人有自己的价值观，但是千万不要去反对年轻人。
从1978年做到现在，我一直毁誉参半。但是除了写作，我再闹不成别的啥。一辈子就闹这个东西了，乐趣就在这儿。文坛淘汰率可怕得很，我只有不停地变化自己，才能站得住脚。看自己过去的作品，就像看小孩子一样，在家里老觉得不长。过一段时间，旁人来看，会发觉孩子这么大了。早年的作文现在看是两回事情了。
年龄的增长就像树木一样，春天，树叶发芽了，秋天，树叶就枯黄了。从20岁到50岁，外界的批评多了，生命觉得冷了，加一件衣服，夏天，热了，就脱一件衣服。在不同的生命周期感受外界也肯定是不一样的。有时候不需要学习，活到一定程度，坐在那儿，智慧也就来了。
我没有办法说我最喜欢的作品，我只能说重要作品。在我生命过程中转变时期的作品有《废都》、《怀念狼》、《高老庄》、《白夜》。我的东西写完以后都满意，过一段时间都不满意。但是我也懒得改。就像恋爱，喜新厌旧，写作也是这样。
我写得比较多的还是中短篇，不限定字数。兴趣不来，一行字也写不出。每个人都有高峰期，我还能写个10年。除了个别人，60岁再写，作家一般都没有创造性了。到了那个时候，还可以写写休闲文字，写写收藏方面的鉴赏文字。
[b]盗版：《废都》盗版至少40多种[/b]
《废都》的盗版各种版本，包括海外的，加起来总印数至少有1200万。我自己就收了很多我的书的盗版。《废都》已经收了40多种，今年就收了3种，我都放在书架上。
[b]教书：总是害怕没教好[/b]
我带的研究生是国家统一招的，统一考试，要考外语，学生也是学校招的。我一周上一次课，主要是文学方面的。现在我去了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当院长，这两个娃，我还是带着的。我会讲我的文学观、文学思维、人物和语言分析，还有现当代文学。我总是害怕没给人家娃教好。我无法讲的，我会请人来讲，也就是招呼一下，请他们吃顿饭。平时我会多提供书目，多提供想法给他们。
我对带研究生这个事情是这样看的，这是极平常的事情，不值得大张旗鼓地去说。那次崔永元（按：中国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主持人）要做节目，我是不愿去的。可是，西北大学要做广告，没有办法，我只得去了。结果在那里坐了三个小时，不能动，又不能抽烟。
[b]孙犁：建国后唯一拜访过的作家[/b]
建国以后的作家我去拜访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孙犁。在天津，我发了一篇文章，孙犁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写了两三篇评论。我的第一本书是在上海出的，编书时候，编辑想请老作家写序。后来他们请了一个作家，人家一看稿子，认为没有前途，自然就没有写。我想找孙犁，但是既不认得他，路又那么远。可是没有想到一提出要求，他很快就答应了。我挺受感动的。
后来我去天津，买了一个唐三彩的骆驼去送给他。上下车的时候，不小心把骆驼的腿都碰断了。这又不是啥好东西，几十块钱的东西，还把腿碰断了。老头看见我去很高兴，对我好得很。他拿出来的是云烟。这是我第一次抽云烟，以前西安买不到，我连续抽了好多支。孙犁见我喜欢这烟，就送了一条给我。还把我留下吃了一顿饭，包了一顿饺子。当地同去的编辑说，从没有见他留人在家里吃过饭，在八几年的时候，这是很高的待遇了。
孙犁批评我的时候也很严厉。我后来再没有去看过他，但是我心里知道天津有个人，他对我实在是有知遇之恩的。
我这个人交往少，人多的地方不爱去。公开场合我不常说话，也不会说普通话，人长得又不漂亮。
我表面很硬，其实很软弱，永远没说过人坏话，总是烧高香的。结果还是不行。北京的一个批评家说，大伙在吃一碗肉，你把这一碗肉全端跑了，人家还不恨你？文坛的嫉恨，可怕得很。人心里最末的是嫉妒，嫉妒又往往是以神圣的面目出现的，外行人不了解。周围又都是自己人，还没办法和人说。
[b]该痛快时真痛快[/b]
当谢有顺在《小说评论》的专栏文章一篇篇发出来的时候，我到处打问着：这是谁？他终于从咸阳机场的大门里出来了，一个年轻得连胡须还没有长黑的后生，站在了面前，那一瞬间里我是哦了一声，如突然地被谁撞了腰。我不是不服一人的人，也不是见人便服者，但从那以后，我是那样地喜欢和尊敬着这个南方的小伙。
差不多是九八年吧，我开始搜寻和张扬谢有顺的文章。这种行为曾经有过，即文革后期第一回读了沈从文的一篇小说，便每到书店都翻那些综合选本，三次为了他其中的一个短文而将整本书买下，那时的钱对于我是一分要掰成两半用的啊。
中国人历来有文者相轻的习气，在我认识的文友中，常常有这种现象：只对外国人说好，只对古人说好。而作家与评论家的关系，在很长的时间里有着不正常，要么谁都可以得罪，评论家不可得罪，似乎作品就是为评论家而写的，要么断然拒绝评论，宣布我从来不读那些评论文章。谄固可耻，傲亦非分，这何必呢？我是一个太普通的作家，作品又常引起争论，二十多年里见识了各种各样的评论家。当我初学写作的时候，我的确爱听表扬，反感批评，年事较长，终于体会了前人的一句话：“遇人轻我，必是我无可重处，置珠于粪土，此妄人举，不足较，若本是瓦砾，谁肯珍藏？”心平气和下来，倾听各种声音，自然能获得立竿见影的或潜移默化的好处。由此，我感谢着那些为汉语文学的进步而努力工作的评论家，虽然与他们本人始终萧然自远，却在书房里仔细阅读着他们的文章。
我之所以为谢有顺的出现而激动，是他的那一种大方的品格，他或许还没有飞到一种高度，但他是鹰，一定会飞得很高。前卫而不浮华，尖锐又不偏侠。如果说北方的评论家沉厚，注重于写什么，南方的评论家新颖，注重于怎么写，谢有顺却汇合了他们的长处，酝酿和发展着自己的气象。我和许多作家不止一次地交谈过，他是有着对创作的一种感觉，所以他的文章对创作者有一种实在的启发。
这个夏天，我有幸地读到了《活在真实中》（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一书，如此集中再读，该痛快时真痛快，该思索时就慢嚼，一边有“目当暗处能生明”之喜，一边却也生出“既生瑜尔何生亮”之怨。我是一个作家，他是一个评论家，我早已中年，他尚还青年，即使指天上的一朵白云，我也用不着慷慨赠他的，但我哪里又能对涌来的明月不说声感谢呢？因为我们都是文人，同样面对的是“永恒的和没有永恒”的中国当代文学。
